朱丽娅·克里斯蒂娃是在70年代中期开始涉及妇女和女权主义问题的。1974年，她发表了《诗歌语言的革命》，这是为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而撰写的论文，凝聚着自1966年她从保加利亚来到巴黎之后在语言学和符号学领域的辛勤研究，标志着她以弗洛伊德和拉康精神分析学为理论依据、对言说主体和指意过程进行心理语言学或符号学探讨的巅峰。同年，她发表了《中国妇女》，以4－5月间访华时接触中国妇女的亲身感受，表达了她对女性和母性问题的深切关怀。实际上，她于1976年生下一子，成为母亲；1979年完成精神分析学学业，开始自己的精神分析实践，这两件事与她在70年代后期转向女权主义批评不无关系。
克里斯蒂娃是否是一个“纯正的”女权主义理论家？西方批评家们关于这个问题似乎达成某种共识，即她只能算作女权主义批评的同路人，而不是像西克苏和伊莉格瑞那样纯粹的女权主义者。之所以把克里斯蒂娃区别于西克苏和伊莉格瑞，是因为后者把写作作为一种政治策略，通过写作确立一种关于妇女受压迫的革命理论来颠覆男权统治，接近并再造男性权力结构，因此与法国的“精神分析和政治”小组（Psych et Po）或英美的“资产阶级”或“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持几乎完全相同的立场。克里斯蒂娃反对这种把女权主义作为一场改良主义运动的作法，但这决不是说她不关心女权主义的核心问题，即反对和推翻任何形式的男权统治和性歧视。一方面，她主张推翻和颠覆一切独裁权力结构，当然包括父权制和男权社会；另一方面，她又反对把一切人类关系都政治化，因此又与“改良主义”女权主义的宗旨相去甚远。她提倡的是关于女性边缘性、异议和颠覆的一种理论。按照这种理论，女性语言是一种少数和边缘话语，是一般语言的边缘和被压抑的方面，因而也具有潜在的革命性。作为女性特有的指意形式，女性边缘话语内含的这种革命性是男性象征秩序的理性结构所不具备的，因而对这个结构构成了威胁。
克里斯蒂娃对指意过程的理解和界定源自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她把拉康区别的想像界和象征界改造成符号界和象征界：符号界表指一个女性空间，是由母亲的身体控制的，因此也是一个容器，一个包围或被包围的场所。符号界与婴儿的前俄狄浦斯阶段相关，限定和构造婴儿的身体、自我和它作为主体的身份。在这个意义上，它既是生产主体的空间，又是毁灭主体的场所，因为死亡冲动正是在这个孕育生命的空间里产生的。克里斯蒂娃认为符号界主要由婴儿的“肛门期”和“口腔期”构成，因此同时既是二元的（如生与死、排出和摄入），又是异质的（母体内变动不居的原始流动产生差异）。当主体经过镜像阶段和俄狄浦斯阶段而进入象征界时，符号界便受到了压抑，既对象征性语言形成了压力，同时又构成了这种语言内部的矛盾、无意义、裂变、沉默和缺如。克里斯蒂娃所说的象征界指由父亲（男性）的律法统治的社会（男权社会），因此与由母亲的身体主导的符号界构成了二元对立，对于成长中的女性（过程中的主体）来说也是一种二难困境：与母亲相认同将强化女性心理的前俄狄浦斯因素，使其成为象征界的边缘；与父亲相认同将产生衍生于象征界的一种女性身份，因而屈从于象征界。
根据这种理论，克里斯蒂娃把女权主义界定为一场分裂式运动：一方面是非语言的“本质”，界定为身体、冲动和快感；另一方面是他者的律法，界定为父亲、男性和男权社会。她认为这是一种歇斯底里式的分裂。当叛逆的主体说话时，她必然会即刻陷入被叛逆的律法所允许的那种话语的牢笼，并再次屈从于它。这是女性在男权社会中所必然面对的语言的死胡同。基于这一思考，克里斯蒂娃坚持建构一种能够始终直面这个死胡同的一种话语：屈从于同时又能颠覆“父亲的律法”的一种话语。她认为，要表达性差异的愿望，尤其是要把女性主体置于意义和指意过程之中的愿望，必然会导致对那个强行同质化的能指的反叛。但是，从寻找差异到否定象征界，二者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因为后者就仿佛把“女性”从语言秩序中排除出去、只将其刻写在原始过程中一样，并没有从本质上解决问题。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否定了象征界并不等于自身的确立，甚或包含着对自身的否定。“如果女性的确存在，那就只能存在于意义或指意过程之中，只有与意义或指意过程相关时，只有被当作意义或指意过程的多余的或叛逆的因素时，女性才为两种性别而存在、言说、思考（自身）和写作（自身）。”这最清楚地说明了克里斯蒂娃对待女性问题的态度：女性是语言或意义的他者或异己因素，然而却只能存在于象征界内部，因而也必然屈从于象征界的律法。
克里斯蒂娃用以解决这个困境的办法是把前俄狄浦斯阶段的婴儿的母亲看作包容男女两种性征的一个人物，这样，男性便也可以被建构成边缘的了：阿尔托、乔伊斯、马拉美等先锋艺术家就是很好的例子，他们就是通过僭越象征界的边界创造了颠覆和裂变的时机，把符号界改造成一个新的象征界，而表达了往往不可言表的东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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